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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裴刚：汉语教育如何架起中菲民心相通之桥？******
中新社马尼拉12月28日电 题：汉语教育如何架起中菲民心相通之桥？
——专访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裴刚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近年来，汉语热在菲律宾悄然兴起，热衷于学习汉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当前，菲律宾汉语教育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又将对两国人文交流产生何种影响？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裴刚(Cavin F. Pamintuan)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菲律宾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人文交流方兴未艾，菲律宾兴起“汉语热”，汉语教育在中菲人文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裴刚：尽管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但据我观察，许多菲律宾人并没有意识到两国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自己的生活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所以，每当开学上汉语课时，我都会让学生想出一个他们认为源于汉字的他加禄语单词，大多数学生会对常用的单词有“中国血统”而感到着迷。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菲律宾的语言也受到汉语的极大影响。
近年来，菲律宾对汉语使用者的需求迅速增长。汉语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平台，为菲律宾人提供了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新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在菲律宾建立孔子学院之前，只有社会精英才能在专门的学校学习汉语，而他们只占整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菲律宾与中国长期培养起来的友谊。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汉语教育在菲律宾的蓬勃发展。中菲两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为汉语教育在菲主流社会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汉语教育被纳入菲律宾K-12基础教育计划。目前，菲律宾每年至少有来自全国153所学校的12000名公立中学生在学习中文。他们是中菲友好播下的“种子”，“发芽”后将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最终成长为中菲友好的使者。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10年，我的教授章石芳博士种下了我这颗“种子”。现在，轮到我为未来种下更多的“种子”。
汉语教育是连接菲律宾和中国人民的一座无形桥梁，而这座桥梁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在菲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当人民的心被连接起来，才能更好地连接路，而路又能连接世界。
中菲青年迎春联欢会，菲律宾大学生表演菲律宾传统节庆舞蹈《酒杯舞》。关向东 摄中新社记者：您是第一位由菲律宾孔子学院培养出来的汉语教学博士，现担任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在您看来，菲律宾汉语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裴刚：可以用一个缩写词“RECIPE”(诀窍)总结在菲律宾发展汉语教育的经验，具体为相关性(Relevance)、赋权性(Empowerment)、承诺性(Commitment)、包容性(Inclusiveness)、实用性(Practicality)和参与性(Engagement)。
相关性——要确保汉语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相关性。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尽可能贴近学生生活，开发情境化的教学材料，让学生实现“沉浸式”学习。
赋权性——汉语教育应确保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需关注学生在学习汉语后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这项技能如何帮助他们在工作领域获得更大优势。
承诺性——参与发展和实施汉语教育的各方都要明晰承诺，以促进权责分明。如菲律宾教育部致力于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汉语教育的顺利实施，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致力于提供相关培训和材料，确保合格的教师在公立中学教授汉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努力。
包容性——汉语教育应具有包容性，无论肤色、种族、信仰、性别，为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让更多菲律宾人有机会接触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目前，菲律宾的汉语教育在初中进行，将来会扩大到小学、高中，甚至推广至帮助失学青年和成人学习者完成基础教育的替代性学习系统(ALS)。
菲律宾孩童学习编制中国结。 樊蓉 摄实用性——应保证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应用。因此在设计课程时，需考量汉语教育是否有助于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与性——菲律宾汉语教育的成功是所有参与方合作的结果。在汉语教育实施之前、期间和之后，各利益相关方要积极参与，以确保汉语教育的持续改进。例如，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会与菲律宾教育部合作，举办年度论坛和会议，确保双方目标一致，并了解对方的最新动态。
过去十年，汉语教育在菲律宾取得了诸多成就。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未来还要做很多工作。所有的参与方都应持续关注汉语教育给菲律宾人民带来的影响，在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同时总结新经验。
“2018年菲律宾首届HSK留学就业展”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光启学校举办。关向东 摄中新社记者：作为菲律宾汉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汉语教育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裴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企进入菲律宾市场提供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桥梁、水坝、发电厂、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接连落地菲律宾，大大提高了菲律宾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当地民众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两国农业和旅游业合作也方兴未艾。这些都增加了菲律宾对汉语教育的需求。
尽管汉语教育在菲律宾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已经制度化，但仍有必要通过“汉语+”课程不断优化汉语教育内容，以确保学校提供的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为满足国内不同领域对汉语的需求，有必要实施短期和长期的“汉语+”计划。短期计划主要指，中国在菲企业为菲籍员工提供短期培训项目，菲籍员工可以学习到实用的中文口语，用于日常工作交流，在提高员工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减少企业的沟通成本。长期计划主要指，相关机构考虑通过以下方案实施培养不同领域的本地人才计划：一是将汉语纳入高中课程，为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工作或高等教育做好准备；二是将中文纳入菲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的培训课程，使不同专业的人学习这门语言，并在培训后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三是在大专院校设立与汉语有关的学位课程，使汉语人才培养专业化；四是在菲律宾建立孔子学院协会，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为菲律宾人提供顺应时代要求的汉语教育内容。
在菲律宾发展汉语教育最大的挑战是政策支持。如前所述，汉语教育不仅能促进中菲民心相通，也会对两国互联互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相关机构有必要制定政策，支持在菲律宾实施“中文+”项目。
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第八届全菲汉语教学研讨会”。关向东 摄中新社记者：您于今年5月荣获第二届“中菲相知奖”重要贡献奖，是促进中菲友谊与合作的友好使者，您认为未来中菲应如何更好“相知”？
裴刚：于经济学家而言，中国被视作贸易伙伴。但对于在两国都生活过的人来说，我把中国看作另一个家。我本人的故事，从汉语学生到汉语教师，从中国故事的听众到中国故事的传播者，正是普通人成为中菲友谊推动者的一个完美例子。今年，两国元首在泰国曼谷会见时也强调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在我看来，中菲更好“相知”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讲好中国的好故事，激励更多人参与两国的人文交流，让菲律宾民众看到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如何改变他们生活的。
其次，宣介好两国在各个合作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教育领域。过去几年里，中国对给予菲律宾巨大帮助一直保持谦虚态度，我们也见证了中国如何支持菲律宾对抗疫情。当前，两国间的合作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有必要将这些成果展示给菲律宾的主流社会，以巩固民众对中菲合作的支持。
再次，除政府间合作外，还要激励基层合作，鼓励社会参与。虽然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建立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必要的，但自下而上的方式同样重要，因为它能产生社会支持。过去几年里，除教育部之外，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还在各大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实施汉语教育项目，目的就是如此。
最后，为菲律宾青年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让他们到中国去，亲身感受中国各方面的进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对那些想要深入学习汉语的菲律宾青年来说，汉语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将帮助产生更多的中菲友谊“火炬手”。(完)
受访者简介：
裴刚，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第二届“中菲相知奖”重要贡献奖获得者。裴刚是福建师范大学与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联合培养的首届(2008级)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2013级汉语国际教育(孔子学院奖学金)硕士，也是第一位由菲律宾孔子学院培养的汉语教学博士。工作后历任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行政主任、副院长，于2019年5月起任菲方院长，具有丰富的中文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一直致力于通过语言和文化教学促进中菲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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